垃圾分類“原地踏步”背后遇到哪些“坎”？
發布時間：2021-03-29 459人看過
了解到近日，一則關于“垃圾分類試點多年仍在‘原地踏步’”的消息引發網民熱議。我國垃圾分類試點有何成效與不足？“原地踏步”的背后遇到哪些“坎”？垃圾分類到底該如何推進？記者進行了深入調查。
“讓垃圾分類成為生活習慣”的路還很長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日前分組審議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執法檢查報告，垃圾分類問題引發常委會組成人員關注。多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表示，垃圾分類盡管已經試點多年，可仍在“原地踏步”。
該消息一經發布，引發網民熱議。有的網民認為，垃圾分類跟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試點多年“原地踏步”令人費解。也有網民表示，試點地區應公開所采取的舉措和存在的困難，讓全社會共同“支招”。
報告顯示，５年來，我國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逐步提升，基本實現了城市生活垃圾統一收集處理。２０１５年，我國確定了２６個城市（區）作為第一批垃圾分類示范城市（區），部分城市探索生活垃圾分類回收與再生資源回收的銜接，完善垃圾分類收運體系。
安徽省合肥市于２０１６年３月開展生活垃圾分類試點工作，引入省內外專業化服務公司，承擔小區及學校垃圾分類收集、再生資源運輸和再生資源處理服務。其中，包河區為引導居民改變原有的垃圾投放習慣，在試點小區采取積分反饋的方式，讓居民享受到參與垃圾分類的“紅利”，積分可以在網上商城或小區現場兌換點兌換商品。
合肥市包河區城管局環管科科長吳瓊介紹，部分小區開展試點近半年，使用垃圾分類系統的還是以老幼群體為主，中青年人的積極性相對不高，“垃圾分類在多數人眼中還是‘做好事’，即便不分類，也并沒有做錯。”
作為特大型城市，廣州市每天產生垃圾約２．６萬噸，其中僅有０．７萬噸可進行回收資源化利用，其余則需要焚燒和填埋處理。廣州市城市管理委員會主任陶鎮廣表示，廣州從２０００年開始探索試點生活垃圾分類，已取得階段性成效，但離“讓垃圾分類成為生活習慣”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垃圾分類遇到哪些“坎”？
垃圾分類“原地踏步”背后有哪些難以邁過的“坎”？記者采訪發現，許多地方仍然缺乏統一明確的分類標準，比如，垃圾處理是必須配備智能化垃圾處理設備，還是簡單放置兩個分類垃圾桶。
談及垃圾分類推行效果不佳的原因，一位業內專家深有感觸地說，有的垃圾分類設備看上去很“智能”，實際上很復雜，普通居民扔個垃圾不僅要掃碼，還要輸入驗證碼，程序繁瑣，像“考試”一樣，無形中提高了居民使用的門檻。
“垃圾分類收集系統必須便民。”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教授朱芬芬表示，過于強調分類收集，而不顧大部分人的工作生活壓力，會適得其反。
專家介紹，即使在生活垃圾分類示范單位的社區，大部分垃圾分類工作做得也并不好。一方面是因為基本上沒有人真正按照分類去投放垃圾；另一方面在于垃圾收集車輛沒有按分類垃圾進行收集。
陶鎮廣表示，經過近些年的努力，雖然廣州基本建立了資源循環處置利用機制和城鄉生活垃圾收運體系，但也面臨分類投放準確率不高、垃圾分類部門協同力度不大、分類收運體系不完善、混收混運狀況沒有根本改變、垃圾分類處理設施建設進度不及預期等難題。
混合收集導致垃圾處理成本居高不下。在北京朝陽清潔焚燒中心，總工程師陳輝告訴記者，該焚燒中心建于２０１４年，設計日處理垃圾量為１８００噸，然而去年投入使用時，所負責地區的垃圾產生量已經大大超過了設計處理量，為避免污染大氣，不得不付出大量成本用于處理焚燒產生的有毒氣體。
垃圾處理企業運營困難，也影響了垃圾分類的推進效果。在華東地區某地，一家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擔著一個地級市１５個小區的生活垃圾分類試點項目，其中日均廚余垃圾３噸，可回收物１５０公斤。這家公司負責人反映，公司已投入了上千萬元，“可政府補貼只有６０多萬元，再這樣下去公司就撐不住了。”
既要源頭減量，也要完善收運
近年來，我國商品包裝物的種類和數量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一次性物品也增加了垃圾的產生量，其中外賣與快遞產生的垃圾量迅速攀升。在垃圾處理體系不夠完善的背景下，源頭減量將成為沖破“垃圾圍城”的第一步。
北京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指出，亟需快遞公司舉平臺之力推廣利用綠色包裝，并拿出技術與監管方案，減少白色垃圾的產生。
同時，各地政府應繼續完善分類收運處理體系。中山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高海洋說：“公眾要提高意識，政府方面在垃圾處理上要有機制。”多位專家建議，應進一步完善有害垃圾、可回收物、餐廚垃圾、其他垃圾收運線，配備能滿足垃圾分類清運需求、密封性好的專用收運車輛和收集容器，做到不同的車拉不同的垃圾，并進一步升級改造垃圾房、轉運站、壓縮站。
“垃圾分類工作的公共服務屬性很強，完全依靠市場調控與個人道德，不太現實，更需要政府政策傾斜。”安徽一家再生資源利用公司負責人說，“當地垃圾分類還差哪個環節，政府可探索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讓企業去‘補差’。”
針對目前公眾主動參與垃圾分類積極性不高的問題，合肥市城管局宣傳處處長李大勇建議，各地應探索建立垃圾分類獎懲機制，并與個人信用體系掛鉤。“分類與不分類，只有與切身利益相掛鉤，才會更有效果。”
了解到近日，一則關于“垃圾分類試點多年仍在‘原地踏步’”的消息引發網民熱議。我國垃圾分類試點有何成效與不足？“原地踏步”的背后遇到哪些“坎”？垃圾分類到底該如何推進？記者進行了深入調查。
“讓垃圾分類成為生活習慣”的路還很長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日前分組審議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執法檢查報告，垃圾分類問題引發常委會組成人員關注。多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表示，垃圾分類盡管已經試點多年，可仍在“原地踏步”。
該消息一經發布，引發網民熱議。有的網民認為，垃圾分類跟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試點多年“原地踏步”令人費解。也有網民表示，試點地區應公開所采取的舉措和存在的困難，讓全社會共同“支招”。
報告顯示，５年來，我國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逐步提升，基本實現了城市生活垃圾統一收集處理。２０１５年，我國確定了２６個城市（區）作為第一批垃圾分類示范城市（區），部分城市探索生活垃圾分類回收與再生資源回收的銜接，完善垃圾分類收運體系。
安徽省合肥市于２０１６年３月開展生活垃圾分類試點工作，引入省內外專業化服務公司，承擔小區及學校垃圾分類收集、再生資源運輸和再生資源處理服務。其中，包河區為引導居民改變原有的垃圾投放習慣，在試點小區采取積分反饋的方式，讓居民享受到參與垃圾分類的“紅利”，積分可以在網上商城或小區現場兌換點兌換商品。
合肥市包河區城管局環管科科長吳瓊介紹，部分小區開展試點近半年，使用垃圾分類系統的還是以老幼群體為主，中青年人的積極性相對不高，“垃圾分類在多數人眼中還是‘做好事’，即便不分類，也并沒有做錯。”
作為特大型城市，廣州市每天產生垃圾約２．６萬噸，其中僅有０．７萬噸可進行回收資源化利用，其余則需要焚燒和填埋處理。廣州市城市管理委員會主任陶鎮廣表示，廣州從２０００年開始探索試點生活垃圾分類，已取得階段性成效，但離“讓垃圾分類成為生活習慣”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垃圾分類遇到哪些“坎”？
垃圾分類“原地踏步”背后有哪些難以邁過的“坎”？記者采訪發現，許多地方仍然缺乏統一明確的分類標準，比如，垃圾處理是必須配備智能化垃圾處理設備，還是簡單放置兩個分類垃圾桶。
談及垃圾分類推行效果不佳的原因，一位業內專家深有感觸地說，有的垃圾分類設備看上去很“智能”，實際上很復雜，普通居民扔個垃圾不僅要掃碼，還要輸入驗證碼，程序繁瑣，像“考試”一樣，無形中提高了居民使用的門檻。
“垃圾分類收集系統必須便民。”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教授朱芬芬表示，過于強調分類收集，而不顧大部分人的工作生活壓力，會適得其反。
專家介紹，即使在生活垃圾分類示范單位的社區，大部分垃圾分類工作做得也并不好。一方面是因為基本上沒有人真正按照分類去投放垃圾；另一方面在于垃圾收集車輛沒有按分類垃圾進行收集。
陶鎮廣表示，經過近些年的努力，雖然廣州基本建立了資源循環處置利用機制和城鄉生活垃圾收運體系，但也面臨分類投放準確率不高、垃圾分類部門協同力度不大、分類收運體系不完善、混收混運狀況沒有根本改變、垃圾分類處理設施建設進度不及預期等難題。
混合收集導致垃圾處理成本居高不下。在北京朝陽清潔焚燒中心，總工程師陳輝告訴記者，該焚燒中心建于２０１４年，設計日處理垃圾量為１８００噸，然而去年投入使用時，所負責地區的垃圾產生量已經大大超過了設計處理量，為避免污染大氣，不得不付出大量成本用于處理焚燒產生的有毒氣體。
垃圾處理企業運營困難，也影響了垃圾分類的推進效果。在華東地區某地，一家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擔著一個地級市１５個小區的生活垃圾分類試點項目，其中日均廚余垃圾３噸，可回收物１５０公斤。這家公司負責人反映，公司已投入了上千萬元，“可政府補貼只有６０多萬元，再這樣下去公司就撐不住了。”
既要源頭減量，也要完善收運
近年來，我國商品包裝物的種類和數量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一次性物品也增加了垃圾的產生量，其中外賣與快遞產生的垃圾量迅速攀升。在垃圾處理體系不夠完善的背景下，源頭減量將成為沖破“垃圾圍城”的第一步。
北京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指出，亟需快遞公司舉平臺之力推廣利用綠色包裝，并拿出技術與監管方案，減少白色垃圾的產生。
同時，各地政府應繼續完善分類收運處理體系。中山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高海洋說：“公眾要提高意識，政府方面在垃圾處理上要有機制。”多位專家建議，應進一步完善有害垃圾、可回收物、餐廚垃圾、其他垃圾收運線，配備能滿足垃圾分類清運需求、密封性好的專用收運車輛和收集容器，做到不同的車拉不同的垃圾，并進一步升級改造垃圾房、轉運站、壓縮站。
“垃圾分類工作的公共服務屬性很強，完全依靠市場調控與個人道德，不太現實，更需要政府政策傾斜。”安徽一家再生資源利用公司負責人說，“當地垃圾分類還差哪個環節，政府可探索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讓企業去‘補差’。”
針對目前公眾主動參與垃圾分類積極性不高的問題，合肥市城管局宣傳處處長李大勇建議，各地應探索建立垃圾分類獎懲機制，并與個人信用體系掛鉤。“分類與不分類，只有與切身利益相掛鉤，才會更有效果。”
